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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金伟(笔名:孙道) 拯救国家、拯救人类和地球生态环境的诊救师, 国家人类改造重建以及人类永续生存发展道路的设计师, 太阳之道、先见策划、知识银行、拯救人类和人类未来大学的创始人。 Shanghai Foresight http://foresight.blog.sohu.com Save Human http://savehuman.blog.163.com Future University http://blog.sina.com.cn/futureuniversit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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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的世界  

2007-03-07 08:02:39|  分类: 全球经济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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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的世界

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·奈(JOSEPH NYE)为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撰稿
2007年3月7日 星期三

伊拉克正“吮吸着”每一次长期外交政策讨论带来的“氧气”,但如果美国希望制定一个“后布什”(post-Bush)时期的外交政策,那么它就必须看得更远一些。

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(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)公开描绘了2020年世界的4种迥异图景:“达沃斯世界”(Davos World)——经济全球化仍在继续,但亚洲面孔会出现得更多;“美国主导的和平”(Pax Americana) ——美国会继续塑造国际秩序;“新伊斯兰世界”(New Caliphate) ——伊斯兰宗教教义将挑战西方社会准则的主导地位;“恐惧周期”(Cycle of Fear) ——非国家力量带来的安全冲击,将导致因失去人性的极权社会。

哪种情况最可能发生?科技变革将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发展,但有3个因素将决定政治结果。

首先是中国的实力以及它的使用方式。民意调查显示,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,中国“很快就将主宰世界”,但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引人注目,但其人均收入仍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。虽然在未来30年左右的时间里,中国的总体经济水平可能与美国持平,但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可能是中国的4倍。这与一个世纪前的情况有所不同:到1900年,崛起的德国在工业实力方面一举超过了英国。

对中国而言,重要的问题乃是其自身的发展。自1990年以来,中国已使4亿人口脱离了贫困,但还有4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。与印度不同,中国还未解决政治参与的问题。如果中国以民族主义作为社会粘合剂,来取代被减弱的共产主义,那么它就可能形成一种更好斗的外交政策;或者,它也可能会处理好自己的问题,并在世界政治中成为布什政府所谓的“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”。

“政治伊斯兰”及其发展方式,将构成第二个因素。反抗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斗争,并不是一场“文明的冲突”,而是伊斯兰世界的一场内战。激进的少数伊斯兰群体正利用暴力,把一种简单化的意识形态强加给拥有更多不同观点的主流人群。虽然绝大多数穆斯林生活在亚洲,但他们受到了来自斗争核心中东的影响。而在全球化、开放性、社会制度和民主化方面,中东都已落后于世界其它地区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更多的开放贸易、经济增长、教育、公民社会制度的发展,以及政治参与程度的逐渐提高,可能会有助于增强穆斯林主流的实力,但欧美对待其穆斯林族群的方式也同样能产生影响。同样重要的是,西方国家的中东政策是能令主流穆斯林满意,还是会强化激进分子针对伊斯兰教的战争言论?

第三个决定性因素,是美国的实力以及它的使用方式。到2020年美国仍将是最强大的国家,但问题是,自罗马帝国以来,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靠单独行动来保护其公民了。美国的军队可能不足以应付全球性传染病、气候变化、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等威胁。这些问题需要合作,以及吸引支持力量的软实力。例如,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,需要国际情报和警力合作,同时还要断绝激进势力招募新兵的来源。

虽然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于威慑、联盟和稳定仍至关重要,但如果用错了地方,就会削弱赢得胜利所需的软实力。迄今为止,有情报显示,因美国政策而涌现的新恐怖主义分子,要多于其消灭的恐怖主义分子。关于未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,将是美国能否恢复其曾经在冷战中拥有的能力:将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起来,变成某种巧妙的力量。

如果这三股力量都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,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世界将是相对乐观的结合,即有着更多亚洲面孔的全球化,再加上“美国主导的和平”。

然而,一些事件会使这种可能偏离原来的轨道。以我所见,最主要事件将包括:中国的政治不稳定性,这会导致该国出现长期的经济衰退、暴乱和一种更好斗的外交政策;海湾地区的冲突或革命,这会把这个拥有全球三分之二石油储量的地区隔绝在世界经济之外;一场传染病的爆发,这会导致人类大量死亡、经济混乱和边界关闭;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主义行动,这不仅会导致数百万人死亡,还会导致令人恐惧的、自我毁灭性限制,并且丧失在本国享有的自由;快于预期的气候变化或南极冰山融化等灾难性事件。

还有其它因素。我猜想艾滋病将继续造成无数苦难,特别是在非洲,但这不会改变大国之间的关系。可能我是错的。我还猜想欧洲、俄罗斯和日本的人口下降,以及它们在利益上的分歧,将使它们各自都不能崛起为超级大国,也不能结成联盟来抗衡美国的实力。

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我的猜想是否正确,而是政策争论应更多关注于形成一种更长期的远见。我们正在做出影响未来每一天的决定,重要的是,在猜想时我们必须明白:2020年并不遥远。

本文作者在哈佛大学(Harvard)肯尼迪政府学院(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)的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(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)任教,《软实力: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》(Soft Power: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)一书的作者。

译者/何黎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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