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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金伟(笔名:孙道) 拯救国家、拯救人类和地球生态环境的诊救师, 国家人类改造重建以及人类永续生存发展道路的设计师, 太阳之道、先见策划、知识银行、拯救人类和人类未来大学的创始人。 Shanghai Foresight http://foresight.blog.sohu.com Save Human http://savehuman.blog.163.com Future University http://blog.sina.com.cn/futureuniversit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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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交大徐飞:东西方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比较  

2006-11-05 16:21:53|  分类: 管理战略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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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交大徐飞:东西方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比较

   一、东西方思维方式比较

 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彼此渗透和文化融合是大趋势,其差异是相对的。在本文的比较研究中,试图系统而简要地梳理一些主要的差异,并有意放大这些差异,一来是为分析表述的方便,更主要的是要提示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。因为只有意识到这些差异,才能正视这些差异,才能为解决因差异而导致的跨文化冲突寻到一把开启的钥匙。

  1.总体与功能。与西方人相比,东方在思考问题时,通常是从总体的角度对问题加以分析,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关系,主体和客体相融合。中国魏晋玄学所谓“玄冥之境”、“玄同彼我”、“与物冥合”,即是要消解我与物、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对立,打破“主客二分”。西方倾向于把主体和客体看成是独立存在,主体和客体相分离,在处理客体时,会把客体从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,专注于事物本身具有的特征和功能。即便讲整体,也是二者合并,而不是二者融为一体。在分析问题时强调化整为零,从局部入手,通过对局部的认识达到对整体的把握。这在西医和中医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。中医看病是望、闻、问、切,从总体上看患者的阴阳是否平衡,经络是否通畅,治疗方法不是头痛医头,脚痛医脚,而是通盘考虑,固本培元,标本兼治。西医通常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,依据对各个局部所做的生化、CT、核磁共振等检查结果提供治疗方案。一个被外科收留的患者,最有可能得到的建议是做手术。尽管从基于中医理念的现代系统生物医学的角度看,对该患者而言做手术未必是必须的,也不见得是首选的,更可能的情形是,做手术其实不是最优的。

  2.和合与分别、“一分为三”与“一分为二”。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《现代中国学术论衡》一书中指出:“中国重和合,西方重分别”,和合是中国思想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精髓,东方人一向以“和”与“合”为至境。拍照拍“合家欢”,见面行“合十礼”;说话要“和颜悦色”,做事要“和衷共济”,做人要低调“和光同尘”,艺术品要“诗画合璧”;生意推崇“和为贵”,音乐讲究“和乐唱和”,医学主张“身和气和”,政治诉求“政通人和”;美好婚姻誉之“天作之合”,好事齐聚谓之“珠联璧合”。在治学方面,博雅会通是东方人的学术特点,而细分专业则是西方的学术特点。因此,东方(古代)多出通才杂家,西方则多出专家。从哲学上看,西方深受基督教“二元主义”(dualism)文化的影响,重独立、重对立、重竞争,崇尚竞争哲学、斗争哲学乃至战争哲学,是“黑白思维”或曰“0-1思维”。“黑白思维”强调二分法,在其中只有正命题和反命题,一个命题要么对,要么错,无中间性。世界被分裂为主观与客观、观念与实在、现象与本体、物质与精神、社会与自然、内容与形式、知与行、真与善等一系列相互对立的因素,人被析解(二元裂变)为灵魂与肉体两个部分,人的生活也被分解为宗教与世俗、天堂与尘世、彼岸与此岸两个领域和两种境界。这种二分的思维方式是西方基本的思维方式。东方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,崇尚中庸之道,“执两用中”,讲究兼顾与调和,不极端,不偏颇,不片面,不固执,可谓之“灰思维”(黑、白不过是灰的两极)或曰“正、反、合思维”。在“灰思维”中,强调“一分为三”,世界被区分为道、器、象三个方面。除正命题和反命题外,还有合命题。既有“非此即彼”,还有“亦此亦彼”,并且可使对立互为中介,可以寻求第三条道路。

  3.逻辑与直觉、演绎与归纳。美国密西根大学的Nisbert教授指出,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,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维为特征;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,则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,在思维方式上以直觉思维为主要特征。诚然,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注重直观经验,习惯于直觉体悟,擅长思辨,基于过去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认知,靠洞察力、潜意识,甚至第六感官进行思维,常撇开细节枝节和过程,无需求证,靠直觉的指引,直指问题的本质和核心。西方则更多地运用逻辑,不管是形式逻辑还是数理逻辑,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,其思维缜密严谨,环环相扣,言之有理,持之有据,严格求证,逻辑思维为西方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爱因斯坦曾言:西方之所以(暂时)优于东方,是因为西方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的早期建立,及近代实证主义和实证科学的发展。再则,基于形式逻辑的西方思维是演绎型的,从一般到特殊,从一般原理或前提出发,经过删除和精化的过程推导出结论,通常在蕴涵的概念下进行。东方的思维方式则是归纳型的,从特殊到一般,举一反三,由此及彼,见微知著。

  4.线性与非线性、结构化与非结构化、实证与意象、左脑与右脑。西方是线性思维,从问题到方案,从现状点到目标点,两点一线,直截了当。同时,提倡和推崇将解决问题的方案结构化,对问题的处理追求制式化、格式化、编码化、规范化、标准化和流程化,注重实证。东方属非线性思维,崇尚含蓄婉致,以曲为美。思考问题时,往往不是基于写实的具象,也不是形而上的抽象,而更多的依靠需参悟的意象和心像。东方鲜有结构化、体系化、范式化的知识系统,甚或“述而不著”,相当一部分知识属“隐性知识”(如果把条理化、结构化的知识叫“显性知识”的话),多靠体悟,不假言说,甚至不可言说。与素朴的整体观念和求统一的思维方式相联系,东方思维还有一种重顿悟、轻实证的倾向。根据美国R·W·斯佩里教授(1981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)关于脑科学的研究成果,左脑主要负责处理线性的、清晰的、确定性的、因果性的、结构化的、连续的、具象的、逻辑的问题;而右脑主要负责处理非线性的、模糊的、随机的、不确定性的、非因果性的、非结构化的、突变的、意象的、直觉的问题。从上述分析可知,西方擅长用左脑进行思维,而东方则工于用右脑进行思维。

  5.定量与定性、节奏与旋律、绩效与操行。西方在分析问题时,尽量拿事实、数据和报表说话;在制定目标时,强调目标的可度量性,注重将目标细化、量化、节点化,注重把握事物推进的节奏。东方更倾向于从事物的性质上加以把握和判断,注重“定调”和弘扬主旋律,把定性放在首要和优先的地位。西方强调绩效和结果,倡导绩效导向,数字说话。不太关心“做了”什么,也不关心动机如何,而在乎“做成了”什么;在承认辛劳、苦劳、疲劳的同时,更看重成就和功劳。对一个人认可与否,不是看他的身份、头衔(whathe/sheis),也不是他的家族,而是业绩(whathe/shedoes)。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具有政治伦理型特征,评价一个人时,固然会看其客观绩效和结果,但对其主观的努力、做事的过程和人际关系同样予以充分考虑,尤其是本人的态度、操行和修养。儒家文化十分强调个人修养,所谓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,把修身放在第一位。东方在判断一个人时,常看重其身份,特别注重老幼有序,君臣有别。

  二、东西方文化特质比较

  1.方与圆、术与道。圆可以解读为灵活性,东方崇尚“圆”,凡事讲变通,善于随机应变,能屈能伸;做人讲圆觉融通,于人方便于己方便,讲情面,注意换位思考,为人低调,内敛、矜持、含蓄、谨慎。西方崇尚“方”,“方”可以解读为原则性。做人中规中矩,棱角分明,率性而为;做事讲究章法,遵从规则,按部就班,机械化作业,程式化加工。概而言之,在做人做事方面,东方多阴性色彩,西方多阳性色彩。西方人重“术”,“术”可狭义地理解为技术、技能、技巧、诀窍甚或学术,亦可广义地理解为专业的做事能力,即“正确地做正确的事情”(dorightthingsright)或“有效率地做有效益的事情”的一整套方法。比如说知识管理(KM)、外包(Outsourcing)、客户关系管理(CRM)、标竿管理(Benchmarking)、企业流程再造(BPR)、大规模定制(MassCustomization)、特许经营(Franchising)、数据挖掘(DM)、风险管理(RiskManagement)、价值链分析(VCA)、供应链管理(SCM)、商业智能(BI)、六西格玛(SixSigma)、平衡计分卡(BalancedScoreboard)等等,就是怎样把事情做得更好的一整套方法,西方在这些方面非常擅长。东方人尚“道”,坐而论道,起而行道,参禅悟道。在东方的语境下,“一阴一阳谓之道;道可道,非常道;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。再则,道是存在的终极,意识的极致;是事物内在的根本的规定性,是事物存在和变化最普遍的原则;是将经验上升为概念,上升为理念,再上升为哲学,再进一步凝炼后的最高境界。“术”是可学可教的,然而“道”不可学也不可教,故有东方神秘主义一说。

  2.求真与务实、本原与终极。如果把“求真”视作“学以致知”,而将“务实”视作“学以致用”,那么相对而言,西方人求真,东方人务实。西方思维里有一种传统,就是高度关注“精神性”,追求“本原性”,倡导学以致知,为学问而学问,凭着自己的真性情、好奇心,甚至仅仅因为爱好或有趣,不断追问,不遗余力地探究人生的根基、事物的本原。牛顿寻求“第一推动力”,爱因斯坦探究“统一场”就是极好的佐证。东方人强调务实,做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最终(终极)得到的现实效用和利益。《九章算术》的影响力和对人类知识创新的推动力之所以不及《欧氏几何》,很重要的原因是《九章算术》止于实用的层面,未能透过实(应)用进一步构建“形而上”的知识体系和学理探索;李约瑟所著《中国科技史》详举了古代中国众多的智力成果,但细加思量,其中多数成果为实用的技术性发明,而很少理论层面的成就。张之洞的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也是实用、效用思想的又一体现。

  3.自然性与神性。东方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长达数千年的农耕(自然)经济,使其先民们意识到生存离不开自然的恩赐,因而十分看重自然性。这里的“看重”至少有三层含义,其一,热爱自然,亲近自然,回归自然,反朴归真。其二,师法自然,向大自然学习。道德经中有一句话: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;其三,顺其自然,推崇水到渠成,因势利导,乘势而上,自然而然,无为而为,在管理中强调“没有管理的管理是管理的最高境界”。神性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占有重要地位,法律和宗教在西方人的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。全球咨询业巨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,94%的美国人(其中包括比例相当高的各类在职科学家)有宗教信仰。爱因斯坦曾把自己的理论称为“宇宙的宗教”,并说该宗教的使命是探索“自然界里和思维世界里所显示出来的崇高庄严和不可思议的秩序”。欧洲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之所以谓之黑暗的中世纪,就是神性压制了人性,神权压制了人权。文艺复兴后,宗教对整个西方系统仍然发生深刻的影响。实际上,正如何怀宏在《一个行动中的哲学家----从苏格拉底之死谈起》所说:现代西方文化主要的源流有两支,一是古希腊理性主义的文化;二是基督教启示的神文化。

  4.点头文化与摇头文化。东方(古时)的书是竖排的,看书时从上到下又从上到下(点头);西方的书是横排的,看书时从左到右又从左到右(摇头)。西方人典型的发问方式是“为什么不(Whynot)”?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:若不这样有什么不可以?!西方思维具有发散性、开放性,求异性和批判性,批判性是西方科学精神里最宝贵之处,质疑、反省、检讨、追问、解构乃至否定几近一种自觉。“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”(亚里士多德)、“破除学界之奴性”(笛卡儿)、“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说去罢”(但丁)、“上帝死了”(尼采)、“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”(格鲁夫)等,是西方世界不同时期惊世骇俗的名言和振聋发聩的呐喊。西方人勇于探索,敢于标新立异,质疑问难,敢于挑战前人、智者的定论,不肯向任何外来(政府、教会、学术权威、舆论、时尚)的压力屈服。东方人典型的发问方式是“为什么(Why)”?当问为什么时,发问人虽然也有困惑或怀疑,但潜意识里其实大体上已基本认可了被告知的事实,只不过通过发问进一步求证,讨个说法。东方人思维上趋于认同性、收敛性、封闭性、稳健性,比较缺乏颠覆性、突破性和冒险性;政治上强化一元化和权威性;行为上推崇听话、追随与服从,某人一经定位,则当到位,不可缺位、虚位,更不得越位、错位或抢位。

  5.“情”、“理”、“法”排序。作为解读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,我们再来看看“情”、“理”、“法”在不同国家中的排序。美国人会把“法”排第一位,“理”排第二位,而“情”排第三位;德国人的排序则不同,日耳曼民族是一个非常崇尚理性精神的民族,一定会把“理”排在第一位,“法”其次,“情”最后。中国人讲情义无价,“情”当然排第一,其次是“理”,第三才是“法”。

  此外,西方的国际象棋和桥牌与东方的围棋和麻将,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特点,因篇幅所限,恕不展开阐释。综上所述,本文把东西方在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方面的差异总结为下表(表1):

  表1:东西方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比较

(AComparisonofThinkingandCulturalTraitsBetweenEasternandWestern)


  三、跨文化领导力的挑战

  除了上面谈到的东西方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方面的差异外,东西方在沟通习惯方面也不一样,在对待协议态度方面、激励员工的方式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别。东西方员工心目中的好领导是不一样的;反过来,领导心目中的好下属、好员工的标准,在东西方文化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里,也有相当大的差异。

  实证研究表明,在全球60种文化中,最受欢迎的领导风格是:可靠、灵活、动机的激发、聪明、决断、可信赖、团队精神等等,不管是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,大家都推崇认可,有共识。最不受欢迎的领导风格为:不合作、喜怒无常、自私自利、粗鲁、独裁、自我为中心等,这些都是东西方领导者要注意克服和避免的领导方式。对于象服从、向上司挑战、圆滑、敏感、固执等领导风格,则颇具争议性。服从究竟好不好?向你的上司挑战对还是不对?不能一概而论。

  东西方的思维方式、领导风格、文化特质、沟通习惯、价值判断标准等,客观上都存在很大差异。在相对封闭隔离的环境中这些差异容易被忽视,引发的问题也是个别的、局部的、非典型的和非尖锐的。然而,今天的经济已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,开放的经济,一体化的经济,是一个既高度分工又高度综合集成的经济。交通和通讯的极大便利以及IT技术和互联网的强力渗透,把人类紧紧相连。开放的世界需要国际化的团队,而国际化的团队必然面对劳动力多元化和价值取向多元化问题,必须面对跨文化领导力的挑战。

  如何应对这种挑战?提升跨文化领导力的途径又是什么?首先,要正确认知、理解、尊重跨文化的差异性。对待差异应该让和而不同的思想在心里扎根。和而不同是东方的智慧,是晏子的说法。西方有类似的表达,叫作“Enrichmentthroughdiversity(因多样而丰富)。以前我们害怕差异、厌恶差异,习惯于整齐划一、步调一致、千人一面,追求万众一心、异口同声。实际上,这既不可能也没必要,甚至有害。正确的态度是,正视差异,容忍差异,应该深刻地认识到,正是因为差异性,才导致多样性,多样性才导致丰富性;而单一性将导致脆弱性、濒危性。热带雨林之所以生机勃发,就是因为其既有高大的乔木,又有低矮的灌木和草本植物,还有附生植物、苔藓地衣及腐殖真菌,它们共生共荣,相得益彰,各为其为,各得其所。对待差异性还不能被动消极地应对,除了正确认知和充分尊重外,还要用好用足差异产生的效用。因为差异产生张力,张力产生动力,由此整个社会才会生生不息,充满活力。

  其次,要增强跨文化领导的责任,招聘和选拔胜任跨文化的领导者。第三,要强化沟通和互动。当今国际政治的主流已经从对抗转向对话,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和社会生活亦必须加强沟通,通过沟通来消除误解,增进了解,减少隔阂,寻求共识;要宽容分歧,求同存异。第四,通过教育培训方式提高跨文化方面的素质、能力和技巧。

  四、结束语

  在结束本文前有三点值得强调:一是,不但东西方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客观上存在差异,实际上即使同一脉文化下的子文化亦有较大差异。比如,中国华夏文化下的齐鲁文化、燕赵文化、中原文化、荆楚文化、岭南文化、巴蜀文化、吴越文化、关中文化、三晋文化等就各具特色和风骨。二是,上述东西方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的不同特征,是就总体而言,其中有许多例外,其差异多属相对的此强彼弱,而非绝对的此有彼无;在不同的时期和发展阶段,对差异亦可作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解读,其情形复杂应特别注意。第三,实证研究表明,东西方思维方式虽然差异很大,但认知是可以改变的。世界会朝着趋同的方向而不是分歧的方向发展,东西方文化以及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融合,使东西方思维方式有趋同的倾向。

  (徐飞:教授,博士,博导,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助理,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,战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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