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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金伟(笔名:孙道) 拯救国家、拯救人类和地球生态环境的诊救师, 国家人类改造重建以及人类永续生存发展道路的设计师, 太阳之道、先见策划、知识银行、拯救人类和人类未来大学的创始人。 Shanghai Foresight http://foresight.blog.sohu.com Save Human http://savehuman.blog.163.com Future University http://blog.sina.com.cn/futureuniversit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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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是谁? 中国人文化与国家身份问题如何认同  

2006-11-03 17:21:25|  分类: 新思想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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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是谁? 中国人文化与国家身份问题如何认同

   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。现在,除了黑头发黄皮肤,我们还有什么外在的标识?
    
历史上,自诩为天朝大国的中国人穿着中式服装,住在中式建筑里,行为举止温良恭俭让,敬爱着天地君亲师,庄重而热烈地过着中国节日,生老嫁娶都履行祖宗礼仪??这些,曾经是中国人的标识。而自100多年前开始师夷长技以来,中国文化或妄自菲薄,或自暴自弃,属于自己的文化衣衫渐被撕破,庄重从容的古老文明渐行渐远。现在,在全球化的今天,在中国以前所未闻的速度重新唤回大国荣耀的今天,我们有理由重新找寻:我们是谁?
    
中共中央提出,努力建设民主法治、公平正义、诚信友爱、充满活力、安定有序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。这反映了建设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,体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。建设和谐社会,我们面对着诸多困难和挑战,其中不乏迷惘和困惑。只有找到自己,才能认识自己,超越自己。我们应该找到社会的最大公约数,我们应该寻找我们的精神锚地,我们应该明晰这个最本初的命题:我们是谁?
    
我们是谁?文化与国家身份问题
    “
中国人应当是什么样子的?”“中国应当是什么样子?过去一百年,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,从而构成了一种集体身份焦虑。它表现在两个方面:一方面,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,人们想问,中国人的文化标识究竟有哪些?或者是否需要独特的文化标识;另一方面,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让我们可以产生归属感?并且在国际体系中为中华民族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。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,随着社会结构趋向多元化,个人选择范围扩大、国家经济实力逐渐增强,促使国家重新定位,身份焦虑在人们的心灵中再度趋向尖锐。而思想界能否对其进行理性思考与辩论,民众能否就此达成底线共识,对于我们究竟能否从心理上、从制度上走出这种焦虑,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
    
文化身份焦虑
    19
世纪中叶以前,天朝臣民对于自己的文化、生活方式、国家实力具有一种绝对的自信,甚至是傲慢。当时人们以为,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心、核心和重心。但随着清军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惨败,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北洋军队败于日军,士大夫天下主义的深层自信走向瓦解。敏锐的官僚、知识分子一步一步走向对自身文化的根本怀疑。到了新文化运动时代,其三个代表人物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的气质及思想倾向完全不同,但对待传统的心态却惊人相同:仅仅模仿西方的技术和政治制度是不够的,现代中国的政治、社会、经济变革的前提是思想观念文化革命,而这种革命首先需要全盘摒弃中国的过去。
    
其实,这些反传统者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。只不过,他们所关心的是生活在当下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民,而不是传统。陈独秀曾说过,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,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,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。而且,这些反传统者相信,传统具有强大的力量,即使我们全盘反传统,也不能够真正地撼动传统。
    
一些人士远没这么乐观。1935110日,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《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》,劈头提出: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;中国政治的形态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,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。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、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,也渐渐地不能算是中国人。
    
反传统与保守传统,这两种对立的观念一次又一次在历史上发生碰撞,双方对于中国人的定义,也大相径庭。比如,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再次高举起反传统的大旗,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归咎于传统,尽管传统其实已经所存无几了。在启蒙者看来,真正的中国人就该从黄土文明转向蓝色海洋文明。作为一种反弹,90年代初出现了国学热,这场国学热持续到今天,成为一场社会性的儒家复兴运动,蒋庆等人再次呼吁要做真正的中国人

    
虽然存在这样的观念之争,在20世纪前半叶,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依然以传统为底色,文化身份的焦虑感觉并不明显。这之后的三十年,人们更是根本不再有任何文化身份焦虑。因为,50年代之后的社会政治运动,使传统的文化符号、生活方式、社会组织形态遭到一番扫荡式清理。国家为个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文化身份,人们具有共同的信仰、共同的价值体系,人们毋须、也不能自行安排个人与家庭生活,而只能过一种国家安排的正确的新生活——当然,这种新生活讲究的是移风易俗、破旧立新。
    80
年代之后,这个强制性的、统一的文化身份逐渐瓦解,人们不得不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、信仰,选择自己的价值。这时,人们对传统仍然有记忆,一些知识分子也在倡导复兴传统。但另一方面,80年代后的开放和90年代的全球化,把西方的价值、生活方式更加大规模地带到每个人身边,渗透到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    
这样,一些敏感的民众不得不为了选择而进行思考:孩子应当把时间主要用来学习英语,还是背诵古诗?普通科研人员职称考试是否应当包括英语?如何看待青年人对情人节、圣诞节的热情?政府是否应把清明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列为公众假日?汉服运动是不是哗众取宠?公共建筑是不是一定要建个大屋顶?中式住宅有没有前途?修家谱是不是会破坏社会稳定?中国人是否应当信仰西方宗教?还有,洋快餐与中式快餐、全球化与自主品牌等等,也都成为让人困扰、迷惑的问题。
    
尤其是最近几年,借助于网络和大众媒体,上述文化身份的困惑、焦虑被放大,每一个小小的事件都会引发广泛、且充满激情的争议。这些争议或明确或隐含地指向一个根本问题:究竟怎样才算一个中国人?中国人是什么形象?一个人是不是只有过一种特定的中国式生活方式才算中国人?假如一个人说的是英语、过的是西方的节日、穿着西式服装,甚至信仰来自西方的宗教,那他还算不算中国人?

 

   民族国家定位的焦虑
    
文化身份焦虑是现代中国人身份认同焦虑的一个方面,另一个方面则是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困惑与焦虑。
    
先前的天朝是一个老大帝国,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有一种自豪感。19世纪后中国被动地进入一个全新的国际社会,力图成为西方式的民族国家。但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却是一个后进者、弱者。这种身份记忆刻骨铭心,一直左右着国人百余年的精神。
    
而随着民族国家观念而来的是19世纪末流行于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,弱肉强食被知识界普遍视为国际秩序的法则。这一世界图式让精英阶层具有一种强烈的亡国灭种焦虑感,人们迫切地寻求救亡图存、强国富民之路。这也正是20世纪的中国出现一次又一次剧烈变动的精神根源。
    
19世纪末20世纪初,上述焦虑感转化为内部制度变革的冲动,清末立宪和民主共和革命接踵而至。民国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有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认同。而此时恰值西方国家的殖民冲动消失,国人亡国灭种的焦虑有所缓解。实际上,从1922年开始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就根本改观,走上了恢复正常国家身份的历程:那一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签订《九国公约》,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与行政自主,日本交还威海卫租借地并撤出山东,同时修改中国与各国以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提上议事日程。
    
到抗战前,中国已废除了大部分不平等条约,抗日战争激发出全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,把国家、社会、个体整合成一个人人都意识得到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,中华民族的自我身份认同就此稳固形成。通过这场战争,中国人也初步找到了世界大国的感觉,中国成为战后建立的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。
    
不过,中华民族在外部世界中确立自己的身份,并不能代替内部政治秩序对于人们的国家认同的决定性作用。内战爆发,政局翻天覆地,此后三十年,中国以世界革命领导者的身份自居,这本身给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也带来一种荣耀感。封闭的环境让人们无从了解西方世界的现实,这更有利于培养盲目的自豪。
    
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对外开放,展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西方,人们再一次产生了一种急起直追的紧迫意识,学习西方、融入国际也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共识。到90年代初,这种共识解体。有人连续发表著作呼吁中国可以说。随后的经济增长使国家经济实力增强,更推动普通中国人对世界、对自己的看法发生微妙变化。
    
在自己强大之后,人们似乎反而更愿意回忆过去的伤痛。与80年代相比,90年代以来普通民众的心理似乎更加敏感,对历史屈辱的回忆更为执着,并在这种记忆基础上观察自己和曾经的对手。因而,人们格外关注日本的一举一动,并且本能地做出愤怒的反应。面对日本,人们似乎完全忘记,中国本来是战胜国,中国本来应当在构建两国关系新格局中发挥主动作用。
    
在知识圈中则出现一种对国力的自豪感。较早时,学者们嘲笑休克疗法之后的俄罗斯;最近几年在中国与印度的对比中,部分经济学家对印度的增长大不以为然;在关于拉美模式的讨论中,也有一种蔑视眼光,尽管事实上,拉美大多数国家的绝对经济水平都在中国之上。现在,有一些经济专家也在预测,中国的GDP何时将赶上美国
    
但是,近两年来,民众对于学者们的这些豪迈议论却产生了抵触情绪。人们提出一个问题,GDP规模、国家崛起是否增进了我个人的福利?于是,民族国家的认同焦虑再一次指向了内部治理秩序:当世界已经承认中国的大国身份的时候,民众怎样才能过上一个大国国民的有尊严的生活?

    
克服精神危机的制度之道

    
至少从精神角度看,文化与国家身份焦虑一直困扰着中国人,尤其是较为敏感的知识分子。但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大多数时间,感受到这种焦虑的人们似乎总是在极端的情绪、观念之间摇摆,而难以做出理性的抉择。在大众媒体与互联网时代,这种困扰以一种更加缺乏节制的语言将其表达出来,让问题显得更为尖锐。
    
那么,今天我们能否超越历史、超越激情,理性地解决文化与国家认同焦虑,在古、今、中、外的坐标系上,找到中国人在文化上与国际上的定位?
    
应当说,文化与国家身份意识不应当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强加灌输,那样的结果肯定是扭曲人们对自己、对国家的认知,就像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的德国、日本出现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狂热。文化与国家身份认同,既然是一种主观的集体意识,那么,其恰当的形成过程,就是集体的自愿选择,即通过知识分子的理性辩论,通过无数民众的自由行动,而自然地、自发地生成一种文化认同,它将同时具有包容性和区别于他者的个性。
    
非常重要的是民众在现实中的选择自由。与韩国、日本、或者与香港、台湾地区相比,中国大陆的传统文化价值、生活方式、社会组织形态曾经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。这种破坏导致传统在至少两代人那里中断;在政治性认同丧失吸引力后,人们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找不到根基。当然,也有一些民众开始自发地回归传统的习俗、信仰、生活方式,但这种自发努力在很多方面又遭遇制度瓶颈,而无从自由伸展。
    
应当说,西方文化、生活方式进入中国,让人们多了一种选择;同样,传统的复兴也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。因此,中西交织于当代中国,乃国人的一种福分。部分人士对于传统式微的焦虑感,其实来自于文化市场上的过分失衡,而这种失衡实与官员的心态、与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有关。比如,一心追求现代化的官员是否乐意看到传统的复兴?另比如,假如政府能够将传统节日列为公众假日,自可使某些传统习俗逐渐复兴。
    
国家身份认同同样不能由国家强加,而应当由人民在历史的背景下自愿选择。也即,需要各个群体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念和诉求,首先形成一种精英共识,再形成一种更具有价值导向意义的民族共识。这种身份共识可以约束国家的具体战略选择、战术选择,从而让中国负起大国的责任,也能在国际秩序中同时达成道义的与利益的目标。
    
总之,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,使文化与国家身份问题得以解决,身份认同焦虑有效缓解,归根到底,是整个社会、整个民族的事情,它需要知识分子、官员、民众的理性辩论、良性互动,需要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与国家的道德目标和现实利益,并自由地做出明智的选择。
    
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宽松的制度环境。文化与国家身份认同问题不能化约为制度问题,但能够展开理性辩论、平等参与的制度,乃是解决集体身份焦虑,让一个民族的文化较为健全地生长,人民在内部和外部享有较多尊严的前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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